1982年H.pylori被从人胃内成功地分离出“未鉴定的弯曲状杆菌”（unidentified curved bacilli）[1]， 但对H.pylori的研究并非从1982年开始，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有人发现狗胃内存在一种螺旋状微生物，随后在二十世纪初发现人胃中亦有“螺旋体”，但由于长期未能分离出此菌而未受到重视, 直至1982年才正式分离出这种细菌。人们在研究这种细菌的生物学特性时，曾几次更其名，直至1989年才正式将其命名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2]，因此，在发现H.pylori前研究胃内螺旋状细菌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分离出H.pylori只有30年的历史，如今人们对H.pylori的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具大成就，H.pylori的发现为对某些与H.pylori相关的临床疾病重新认识开辟了新纪元。

1981年澳大利亚皇家佩思医院的病理科医师Warren和当时的实习医师Marshall用Warthin-Starry染色法发现胃黏膜标本上存在细菌，而Marshall用四环素治疗1例胃内有细菌的老年胃炎病人，发现清除细菌后胃炎症状得到改善，随后他们开始合作，试图从胃黏膜上培养分离出该菌，但反复培养30余次均未获得成功。直至1982年4月26日作的第37次培养，终于分离出此菌[3] 。

1982年10月22日在皇家澳大利亚内科学院的会议上，他们首次报告了这种细菌与胃炎相关[3]。随后于1983年他们在Lancet杂志上[1]报道了这3年来在135例胃黏膜活检标本中发现的弯曲状或S状杆菌，该菌在光镜下形态与空肠弯曲菌相似，用Warthin-Starry染色容易辨认，这种细菌位于胃黏膜上皮表面、胃小凹或小凹之间，在胃窦部多见（图1-1）。

1983年Warren与Marshall在Lancet杂志[1]报道在慢性活动性胃炎病人胃黏膜中分离出H.pylori后，由于当时还不能从形态学和生物化学特征上来归类于哪一种细菌，故暂称之为“未鉴定的弯曲状杆菌”(unidentified curved bacilli)。同年Skirrow[4]认为，这种细菌寄生的特定部位在胃窦部，因此称之为“pyloric campylobacter”，尔后Marshall等[3]才正式推荐把它命名为“Campylobacter pyloridis”，国内译名为“幽门弯曲菌”，简称Cp。同年Langenberg等[5]还将其称为“弯曲杆菌样微生物(campylobacter-like organism, CLO)”，以后其他学者亦较多使用CLO这一名称。1987年Marshall等根据国际细菌命名准则，细菌的名称无论起源于何种文字，均要以拉丁文命名，由于“pylorus”一词拉丁文的所有格为“pylori”，因而Cp又被改称为“Campylobacter pylori”。

1987年，Romanink等[6]发现Cp的16SrRNA序列与其它弯曲菌属细菌有明显不同，建议把Cp从弯曲菌属中划分出来。1988年Thompson等发现Cp的细胞脂肪酸和超微结构与弯曲菌属有明显不同，RNA序列分析与产琥珀酸沃林菌(Wolinella succinogenes)相似，建议把Cp归类于沃林属。1989年Goodwin等[2]研究发现Cp有5个分类学特征与沃林属不同，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属，即Helicobacter属，并把Cp更名为“Helicobacter pylori”，简称H.pylori或H.pylori。Helicobacter一词说明了该菌的两种形态特征，即在体内呈螺旋状(helico)，而体外则呈杆状(bacter)。

自H.pylori被分离后，有关H.pylori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人们从流行病学、细菌学、致病机理到诊断和治疗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国内自1985年张振华教授首次分离出H.pylori后[7]，H.pylori研究成为了胃肠病领域中最热门的研究课题。 1990年5月在广东珠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H.pylori学术讨论会[8]，1997年和2001年分别举办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H.pylori学术会议。1992年和1997年及2009年已有多部H.pylori专著出版[9-11]。

（一）中国幽门螺杆菌学组的创立和科研协作
1997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H.pylori会议期间，由第一军医大学周殿元、张万岱教授，北京医科大学贾博琦、胡伏莲教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萧树东教授及中山医科大学胡品津教授等联合倡仪，成立我国幽门螺杆菌科研协作组，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于1998年4月，全国幽门螺杆菌科研协作组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张万岱教授任组长，萧树东、胡伏莲、胡品津教授任副组长，徐智民博士任秘书。2000年经中华医学会理事会批准，全国H.pylori科研协作组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消化系病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

1999年4月29-30日，全国H.pylori科研协作组邀请国内H.pylori研究专家56人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我国第一次H.pylori专家共识会。会议主要对H.pylori的诊断、与胃癌和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关系及抗H.pylori的治疗等进行了较充分的研讨，并对H.pylori的流行病学、致病机理进行了讲座，在此基础上请与会专家对H.pylori的41个问题进行了书面的表决，再将讨论及反馈意见汇总形成初步的共识意见稿，返回各位专家修改，集中后提交到1999年10 月在西安举行的第六届全国消化系病学术大会进行讨论。关于H.pylori英文缩写，国际上已有规范，即将Helicobacter pylori缩写为H.pylori。但国内一直习惯于缩写为H.pylori。随着新的幽门螺杆菌属细菌的不断发现，这种缩写容易造成混淆，如H.pylori指 Helicobacter pylori或可能是 Helicobacter pametensis，Hh指 Helicobacter heilmannii 也可能是Helicobacter hepaticus，因此推荐 Helicobacter pylori 缩写为H.pylori，Helicobacter heilmannii 缩写为H.helimannii，Helicobacter felis缩写为 H.felis，Helicobacter hepaticus缩写为H.hepaticus等，以此类推。考虑H.pylori的简称在我国已使用多年且较简明，故在国内行文中，首次全称及简称并注明下同的基础上，也可继续使用H.pylori，但英文摘要中应缩写为H.pylori。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H.pylori学组自成立以来，完成了一项历时3年的“全国性的大规模自然人群H.pylori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12] 以及涉及到全国16个省市的全国H.pylori耐药性及耐药原因分析[13]，H.pylori学组还组织全国的H.pylori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H.pylori感染治疗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14] 。

由于H.pylori感染处理中还存在若干问题, 包括H.pylori诊断标准、治疗方案以及H.pylori感染治疗适应证，还有某些临床问题（如H.pylori与GERD; H.pylori与FD; H.pylori与NSAIDs之间关系）及其处理原则等。我国H.pylori研究者对H.pylori处理若干问题处理先后达成四次共识意见，即1999年每南共识[15]，2003年桐城共识[16] ，2007年庐山共识[17] 及2012年井岗山共识[18] 。

（二） 对幽门螺杆菌的研究从认识到再认识
H.pylori发现至今30年，30年来人们从对H.pylori的逐惭认识中已经感悟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H.pylori感染是一个关系到公众健康的大问题，因为H.pylori感染了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传播；这种细菌不仅与某些上胃肠道疾病密切相关，而且还涉及到某些上胃肠道外疾病；我国属于H.pylori高感染率国家，所以H.pylori感染的处理一直是胃肠病工作者最关注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科学家们走过了对H.pylori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 H.pylori被成功分离后30年来, 科学工作者对H.pylori的研究又在经历着从认识到再认识的过程，人们不论从基础到临床, 或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机制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997年Tomb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第一个H.pylori基因组的全序列测定分析工作。
H.pylori感染的细胞微生物学研究已经阐明了多数关键性问题。H.pylori表面表达一系列粘附素，而宿主胃黏膜上皮细胞表面及细胞间质中存在H.pylori相关的特异性受体，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H.pylori可以特异地黏附于胃黏膜并长期定植。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肿研究机构根据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胃癌发生过程中的演变规律，将H.pylori列为胃瘤第一类致癌原，H.pylori感染在MALT淋巴瘤发病中的作用已明确，根除H.pylori后MALT淋巴瘤消退率为41%~100%。
H.pylori感染处理中的临床问题是目前H.pylori研究中的重点课题,。2011年欧州的Masstricht-4共识会议[19] 和2012年我国的井岗山共识会议对H.pylori感染处理若干问题和某些争议性问题均达成了共识[18] 。

Masstricht-4共识报告[19] 再次对H.pylori与胃癌的关系进行了强化，指出：H.pylori感染是胃癌最为重要的危险因素，已有强有力的证据证实根除H.pylori可降低胃癌发生风险，是降低胃癌发病率的最有前途的策略；在胃癌发生前根除H.pylori治疗可有效地降低胃癌发生风险；在某些胃癌高危地区，根除H.pylori预防胃癌的策略有费用-效益比优势；除了预防胃癌外，根除H.pylori还可获得其他临床和经济益处。

H.pylori与GERD的关系东西方的观点有所不同，有人认为根除H.pylori可能会给GERD带来负面影响，而有的人观点则相反，H.pylori对胃食管反流病（GERD）症状的严重性、症状复发和治疗效果无影响，根除H.pylori不会加重原本已存在的 GERD，不会影响GERD的治疗效果。至于对FD患者是否应该根除H.pylori，意见也不统一，国外已有大规模多中心并设有对照的临床研究，证实根除H.pylori可以提高FD患者生活质量。美国胃肠病学会对治疗FD的药物进行了评估，认为根除H.pylori优于任何一种治疗FD的药物[20] ，在FD患者中根除H.pylori可使1/12病人得到缓解[19] 。H.pylori与NSAIDs对消化性溃疡是两个独立危险因子，但一致认为在使用NSAIDs之前必须根除H.pylori。

随着时间的移迁，H.pylori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越来越高，H.pylori根除率越来越低，与理想的H.pylori根除率相差甚远，当前治疗现状面临着挑战[1]。

H.pylori根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H.pylori对常用的抗生素耐药。无论是从全国多中心的临床耐药研究[13] 或是北京地区连续10年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研究，均显示H.pylori对甲硝唑和克拉霉素耐药率都呈逐渐上升的趋势[21]

什么是最好的治疗H.pylori药物，什么是最好的治疗方案，除抗生素之外，是否还存在抗生素以外的其他药物可以治疗H.pylori感染呢？这些都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新的议题和研究方向。在H.pylori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的情况下，如何提高H.pylori根除率，我们还迫切需要拓展H.pylori治疗的新路径、新方法，比如中医中药、益生菌在H.pylori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口腔是否存在H.pylori？如果口腔存在H.pylori是否会影响到H.pylori的根除？201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H.pylori感染与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中曾对“H.pylori治疗新路径”进行了专题讨论，这一专题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探索“H.pylori治疗新路径” [22] 是我们今后对H.pylori治疗的研究方向。

H.pylori的发观不仅是H.pylori发现者获到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其些上消化道疾病重新认识的一个里程碑，是消化性溃疡病因学和治疗学上的一场革命，这30年也是医学史中一段不平凡的里程。尽管如此，H.pylori感染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提高H.pylori根除率？如何克服H.pylori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任重而道远, 都有待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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